朱民(Zhu Min)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副总裁，他选择某中餐馆作为采访地，餐馆就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IMF办公大楼的拐角处。

下海、去南方是那个年代束缚于内陆的公务员、知识分子、小商户的共同追求。对自贸区能够给上海、乃至中国产生刺激作用的想象，这段时间一直在经济、商业、投资领域充斥着，购房的疯狂只是缩影，不同阶层的人从各自角度发挥，收获概念能够制造的成果，进而连带对政治、社会治理空间的扩充产生更多的憧憬。

回想中国改革特区的设立，带动的是打破那时的保守观念。因为拥有相对更为完善的管理机制和官员体系，以及与国际化接轨多年的基础，如果说广东设立经济特区当年是起点低、基数小的爆发式发展模式，今天则是在充分成果之上的精细化深耕。尤其此前中国总理李克强曾提出要将上海自贸区当作改革试验场，因此舆论多猜测他会亲自到场。参与自贸区发展的人将具体而微地了解这一实验区所带来的点滴变化，在更广层面上，外界在意和关注的则是自贸区在政治、社会、文化和创意等领域激发的能量。当年新加坡在社会各方还存有争议和疑惑的情况下，力主建设包括赌场的两个综合度假胜地，如今除了直接看到滨海湾发展出现的种种惊喜，对新加坡整体社会带来实质性改变，也让外部世界重新更新对新加坡的观念。

不过，当年邓小平主导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试点特区，而未考虑上海，他曾遗憾扼腕：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作者是联合早报网主编兼《新汇点》主编，zhouzc@sph.com.sg） 进入专题： 上海自贸区 。新一届领导层应抓住三中全会这一改革窗口，实现央企改革的突破。

经济学家吴敬琏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呼吁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其核心主要是两点：一是要借鉴里根经济学，用供给学派的理念来大幅减税，降低民营企业的成本，给市场提供更多的活力，同时也改变收入分配失衡的局面。核心是利率市场化和金融的自由化。刘胜军还指出，城镇化尤其要警惕地方政府造城、扩张的扩张。

中国已经等不起了，如果本届政府在第一个五年任期内无所作为，势将面临社会矛盾爆发和经济金融风险。刘胜军认为，央企垄断设立了很高的市场壁垒，已经严重扼杀中国经济活力和创新的空间，并直接影响民众的生活成本。

改革是在与危机赛跑，当然要跑得快一点。目前IPO重启依旧遥遥无期，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因此，中央必须清醒意识到，城镇化改革过程中如果对上述问题考虑不周，就可能会变成一场灾难。但目前中国已经沦为权贵资本主义。

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困难。刘胜军分析称，当前很多人都在提应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但在他看来，如果不将地方政府对资金需求的瘾戒好，给再多的钱都会花光，那么，这种瘾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因为欠缺财政民主。其次，央企要退出竞争性领域比如房地产等行业，政府应采取类似负面清单管理的策略，明确哪些行业属于非竞争性行业，其他领域央企都必须退出。刘胜军表示，三中全会肯定会进行改革，也会是全面改革，但具体到改哪些、力度有多大、速度有多快，就没有那么乐观了

比较优势的转移意味着欧洲和美国将在全球日益减少的就业人数中占据更小的份额。在某种程度上，去监管化和低利率催生的泡沫掩盖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但遗憾的是，危机让解决这些问题变得困难重重。

但我们应该清楚的是，欧元危机的根源并不在于金融危机。这种转型无法如农业经济向制造型经济的转型那样，轻易通过市场实现，我们需要政府，而如今政府支出正遭到削减。

尽管金融部门对经济造成的破坏总计高达数万亿美元，但如今欧洲和美国的所有遭遇不应全都归咎于金融部门。我们还知道，经济低迷导致的债务和赤字增加如今限制了欧洲和美国拿出可能促进增长和就业的举措的能力。在危机爆发前的那些年里，错误观点主导了经济议程。欧洲和美国全都面临总需求不足的问题，这种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是导致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和伊曼纽尔?塞斯(Emmanuel Saez)刚刚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最为富裕的那1%的人，享受了美国从2009年到2012年经济增长的95%。目前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和财富仍显著低于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之前的水平。

美国劳动力参与率处于35年来的最低水平。这种骗局一眼就可以看穿。

欧洲和美国全都面临不平等日益加剧的问题，而大衰退令这一问题进一步恶化。银行业更为集中，金融部门竞争力下降，几乎每天都会曝出新的金融违规行为，没有任何一名高级银行业官员被追究责任，而且金融部门成功抵制了许多改革——这些改革本来会让银行业变得更具竞争力、更加透明、风险更低、不再敢轻易占普通民众的便宜。

结果是，我们的世界从某些方面来看变得更加安全，从另一些方面来看则变得更加危险，但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迄今仍没有对摆在眼前的根本问题采取任何措施。如果政府要求银行支付更高的利息，我们的财政状况就会更好。

我们无从得知这是否应归功于各国政府和央行官员举措得力——我们永远无法确切地知道，如果没有进行大规模纾困，情况会怎样。西班牙和希腊等国家已陷入衰退。甚至连美国前财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也对银行的行为感到意外和恼火。在纪念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5周年之际，我们必须要问的是：我们从中汲取了什么教训？我们的表现如何？美国和欧洲的持续疲弱在多大程度上是由金融部门在危机前的失误、危机本身以及我们对危机的应对方式造成的？我们充其量只能说避免了最坏的结果，那就是：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卷土重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限政府的观点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府干预。为大规模纾困银行辩护的人士认为，如今既然大多数资金已经得到偿还，那就没什么可抱怨的。

随着制造业产能的增速超过需求增速，全球就业人数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下降。欧元区结构上的缺陷最终会暴露出来。

但是金融危机限制了欧美政府解决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问题的能力和意愿。政府以接近为零的利率为银行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贷款，然后银行再以较高的利率贷出去，从而有钱偿还政府。

这种不平等让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增长方面的经济代价，以及社会日益分裂的更大代价。我们确切地知道的是，在危机后的5年里，许多欧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低于危机前的水平，这比大萧条时期的情况还要糟。但正是这些盛行于危机前的意识形态和观念在危机爆发后的这些年里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经济实力的巨大不平等导致了政治实力的巨大不平等。金融危机只是让欧元危机提前爆发了。

邹策 译 进入专题： 金融危机 。如果我们要求银行增加放贷（而不是忙着支付奖金），以此作为提供纾困的条件，或许经济会出现更强劲的复苏

如果我们要求银行增加放贷（而不是忙着支付奖金），以此作为提供纾困的条件，或许经济会出现更强劲的复苏。结果是，我们的世界从某些方面来看变得更加安全，从另一些方面来看则变得更加危险，但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迄今仍没有对摆在眼前的根本问题采取任何措施。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和伊曼纽尔?塞斯(Emmanuel Saez)刚刚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最为富裕的那1%的人，享受了美国从2009年到2012年经济增长的95%。欧洲和美国全都面临总需求不足的问题，这种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是导致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